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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印了一篇別人寄給他的文章
與我們分享
是香港電臺知名主持人梁繼璋寫給兒子的一封信
這封信寫得很棒
一語道破許多面對人生要有的心理準備
出於愛
也出於真實
粗體字是我自己加的
或許每個人讀來感受不同
但相信都可從中獲益
與大家分享

--



下輩子,無論愛與不愛,都不會再見 ----送給兒子的備忘錄

我兒:寫這備忘錄給你,基於三個原則:
(
)人生福禍無常,誰也不知可以活多久,有些事情還是早一點說好。
(
)我是你的父親,我不跟你說,沒有人會跟你說。
(
)這備忘錄裏記載的,都是我經過慘痛失敗得回來的體驗,可以為你的成長省回不少冤枉路。

以下,便是你在人生中要好好記住的事:
(一)對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懷,在你一生中,沒有人有義務要對你好,除了我和你媽媽。至於那些對你好的人,你除了要珍惜、感恩外,也請多防備一點,因為,每個人做每件事,總有一個原因,他對你好,未必真的是因為喜歡你,請你必須搞清楚,而不必太快將對方看作真朋友。

(二)沒有人是不可代替,沒有東西是必須擁有。看透了這一點,將來你身邊的人不再要你,或許失去了世間上最愛的一切時,也應該明白,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三)生命是短暫的,今日你還在浪費著生命,明日會發覺生命已遠離你了。因此,愈早珍惜生命,你享受生命的日子也愈多,與其盼望長壽,倒不如早點享受。

(四)世界上並沒有最愛這回事,愛情只是一種霎時的感覺,而這感覺絕對會隨時日、心境而改變。如果你的所謂最愛離開你,請耐心地等候一下,讓時日慢慢沖洗,讓心靈慢慢沉澱,你的苦就會慢慢淡化。不要過分憧憬愛情的美,不要過分誇大失戀的悲。

(五)雖然很多有成就的人士都沒有受過很多教育,但並不等於不用功讀書,就一定可以成功。你學到的知識,就是你擁有的武器。人,可以白手興家,但不可以手無寸鐵,謹記!

(六)我不會要求你供養我下半輩子,同樣地我也不會供養你的下半輩子,當你長大到可以獨立的時候,我的責任已經完結。以後,你要坐巴士還是Benz(賓士),吃魚翅還是粉絲,都要自己負責。

(七)你可以要求自己守信,但不能要求別人守信,你可以要求自己對人好,但不能期待人家對你好。你怎樣對人,並不代表人家就會怎樣對你,如果看不透這一點,你只會徒添不必要的煩惱。

(八)我買了十多二十年六合彩,還是一窮二白,連三獎也沒有中,這證明人要發達,還是要努力工作才可以,世界上並沒有免費午餐。

(九)親人只有一次的緣分,無論這輩子我和你會相處多久,也請好好珍惜共聚的時光,下輩子,無論愛與不愛,都不會再見。      


你的爸爸梁繼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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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自校園書房出版的「值得等Worth the Wait」一書
網站介紹 http://www.campus.org.tw/public/book-series/a404.htm

(感謝徐小艾分享)


1.你們會幫助對方越來越親近神嗎?
若要如此,首先你們倆都要與神建立關係。這表示你們不只是出入教會而已,還代表你倆都會與神交談,在乎祂的話語,並且已讓神在你們的生命中居首位。理想的伴侶會幫助彼此在這份關係上成長。健全的關係是,真正擁有屬靈的一面,而不是假想而已。

第二,你們應該能夠鼓勵對方與其他基督徒有團契關係。純就實際層面來看,你們應能一致加入某間教會。實際上,愛耶穌的意思就是愛祂的百姓,並定期與他們在某特定地點聚集敬拜祂。倘若你倆不能一致加入某間教會,你們一定會各自朝不同方向進展,而不是越拉越近。

第三,你們倆在靈性上的成熟度應該差不多。雖然「成熟度」很難評定,但當你看到,你就會知道。不是看熱心的程度,而是在於深度與持續性。當你學習倚靠聖靈行事,而且聖靈也不斷在你生命中結出果子時(如加拉太書五2223所描述的),成熟便顯現在你身上了。如果你不能確定自己和伴侶的成熟度如何,可以請教你的牧師或是其他你所信賴、較年長的基督徒。婚姻應該是雙方面的︰你倆應互相激勵,越來越和神親近。如果你倆中有一人比另一人成熟得多,那麼就只有單方面會受到激勵了。

2.你們能談嗎?
婚 姻不是建立在姣好的外表上,而是建立在良好的溝通上。對於有可能成為最佳伴侶者要問的最關鍵問題是︰我們知道如何溝通嗎?你們可以談論任何彼此感興趣的話 題嗎?或者你們只能侷限在談「我們」或「我」?光談你倆驚人的戀情並不能維持你們的愛情,談論對方或彼此有多麼棒也會變得老套--特別是當有一人或雙方都 似乎不再是那麼棒時。你們需要能夠談談其他的事。

的確,有些人是比較健談的,文靜的人也許一整天也說不了太多話,這沒什麼不對。溝通可以在你倆彼此都感自在的任何速度下進行,只要有溝通就行了。請勿決定以 舒適的感覺來替代溝通,因那盡在不言中的神祕吸引力,到了婚後會越來越神祕,但那神祕會變成︰當初我為什麼會被他/她吸引呢?我們彼此根本無話可說。

3.你們倆可以一起玩樂嗎?
生活不是總在講話。情侶需要互相幫助對方放輕鬆、大笑、發現樂趣。如果你們做不到,那麼你倆那種濃烈、怦然心動、認真的愛必會日漸疲乏。沒有笑聲的愛情就像無酵的麵包︰發不起來。可能聞起來絕妙無比,最後卻變成硬得難以下嚥。

4.你們能一塊兒幹活嗎?
基 督徒的婚姻不只是為享樂而結合,還包括工作。因著一起生活,自然就有事得做。煮飯燒菜,打掃,洗衣等得要有人做。如果日常瑣事沒有互相分擔,那你們的生活 也就沒有彼此分享;你們就不是真正「成為一體」。對絕大多數伴侶而言,這互相分擔的工作在有了小孩後會更加重。小孩帶來更多待做的事--且是得不到報酬、 常令人不快的事。就算你高高興興地換尿片,也是既無法贏得獎品,又賺不到薪酬的。可是這些事一定要有人去做。婚姻包含了為僕的心--服事孩子和家人。基督 徒的基本傾向之一是︰在助人中我們獲得真正的快樂。事實上,我們若要找著真正的生命,就必須向著自己死。當我們把他人的福址擺在優先位置時,我們也實現了 自我。我們要尋求服事友人與鄰舍--即使在意興闌珊時亦然。當你倆才不過在交往時,要怎樣能試驗出這些「完全婚姻」的特質呢?你們可以開始尋找以情侶的身 分,為他人服務的方法,也可以從事一些除了吃吃東西、看看電視以外的活動。你們能不能為某位需要幫助的人,一起清理屋子?你們能不能一起策畫一場派對?你 們能不能協助教會照顧幼兒?你們能不能同心協力把一些例行而無趣的工作做好?

5.你們有沒有共同的朋友?
你 們不是只有兩個人共度此生,你們會需要其他的朋友。重要的是,這些朋友不會使你倆分開,反而會使你們凝聚在一起。觀察你的伴侶和朋友相處的方式,你會想當 他的朋友嗎?你喜不喜歡他(或她)和別人應對進退的方式?十分有可能的情形是,你的伴侶對待朋友的方式,正是婚後他會對待你的方式。婚姻不是天天都浪漫的 不得了,婚姻是一種友誼關係--或說應該是。如果你們都喜歡同一群人,這是你們互相匹配的好現象。如果你們喜歡的不是同一群人,至少應該和同一群人融洽相 處。一個用輕視或完全沒興趣的態度來對待伴侶的朋友的人,通常不是最容易共同生活的人。

6.你們都以對方為榮嗎?
你們需要獨處,好彼此熟悉,但常見的情況是,戀愛中的情侶會變成像繞著地球運轉的衛星一般,生活在他們自己的世界中,這是很不切實際的。婚姻包含許多其他的人︰ 朋友、前任男友和前任女友、父母、牧師、鄰舍,甚至敵人。你不需要和所有這些人都作很親密的朋友,但在所有這些人面前,你必須以你的伴侶為榮。不能在眾人面前以伴侶為榮的愛情通常不會持久。

的 確,有些人只在公眾面前愛他們的伴侶。他們像漁夫展示魚獲般地展示伴侶,好像在說︰「看看我釣到了什麼!」有時他們這麼做是為了引起舊情人或情敵的注意。 這樣也不對。你愛你的伴侶,首先必須是因為在你倆獨處時他(或她)對你很重要。其次,你也應該為著對方帶給別人的影響而愛他(或她)。不論在私底下,或在 公開場合,你都應該以你的伴侶為榮。

7. 你們的知識程度相同嗎?
知 識程度多半與教育程度有關。例外情形雖多,但通常倆人的教育背景應該差不多。在我們的社會中,教育程度大略可以顯示你是怎樣的人,喜好什麼。也許兩個人在 一般的談話中不太會用到自己所受的教育,多數人不會去談論書本或代數方程式。然而,教育程度會影響倆人對問題的看法,如何教養兒女,收支如何平衡,還有容 易受到哪類朋友所吸引。用教育程度來衡量知識程度雖粗略,但卻頗為可靠。當然也有例外啦,學歷僅高中畢業的人,他的知識程度可能比另一個有碩士學位的人 高。會有這種情形--但不常見。

8.你們有共同的興趣嗎?
就 是除了「我們」之外的事。共同的興趣是友誼的原料。如果你們其中一位嗜好運動,而另一位看到足球就想吐,那麼你們彼此就需要大大調整一番了。和有共同興趣 的人作朋友比較好,這樣你們在一起時就有話可談,而且也會有你們都喜歡的事可做。關鍵在於興趣。你們可以培養某種興趣,你們可以對某個從沒聽過的主題「發 生興趣」。也許你們剛開始沒有太多共同的喜好,但你們願不願意一起努力去培養某種興趣?

9.你們有相同的價值觀嗎?
例 如,在繳納所得稅這類「小事」上誠實?對於乾淨的房子和乾淨的車子的重視程度?對於每個禮拜上教會的價值觀?對於男女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關墮胎?離婚?你們不需要對每件事的意見都相同,你們不需要投票給同一位總統候選人,也不需喜歡同一種傢俱,或為同樣的球隊加油打氣(雖然共同的意見有助於婚姻的平 順)。我講的是價值觀,關乎事實背後的意義。如果你們沒有共同的價值觀,遇有歧異時,便缺乏有意義的解決之道的基礎了。如果你倆之中有一人的價值觀認定住 大房子是神祝福的記,而另一人卻視之為貪婪,那你們便無法對住在哪兒達成共識了。

10.你們對一起作決定的過程感到自在嗎?
絕 大多數人用同一種方式作成決定--可能因為他們的父母就是用那種方式。例如,也許某人覺得要下重大的決定絕對是男人的事,而妻子必須服從他。可能另一人覺 得,若未經充分且坦誠的討論,絕對不應該作出任何重大決定。還有另一人可能覺得,丈夫和妻子各自擁有不同的管轄領域,在各自的範圍內都可以自由作決定︰例 如,付錢和買傢俱的是妻子,而要上哪間教會則由丈夫來決定。就我對婚姻的觀察,我看過一些美滿夫妻用好幾種不同方式作決定。夫妻之所以不快樂,是夫妻雙方 對適當的決策過程不能彼此認同。有時意見不合會演變成爭吵,有時則是微妙地隱藏著︰典型的模式是,也許妻子好像順著自己的丈夫,然而卻操縱他以達到她的目 的。如果你們能對於應該如何作決定達成共識,且雙方都感到自在,那會比較好。

11.你們能在情緒上幫助對方嗎?
每個人在生命旅程中都會有受傷、氣餒的時候。在良好的婚姻裡,夫妻雙方皆能從對方身上獲得鼓勵與力量。你的伴侶應該不只是你能欣賞與同樂的人,也應是你能尋求療傷的人。他(或她)應該擁有那種能符合你需要的愛,能提昇你,使你恢復,纏裹你的傷口,幫助你醫好傷處。

12.你們彼此完全信任嗎?
信 任與否端視你如何評量對方的品格。如果你完全相信一個人所做的都會是對的,那就是信任。如果你缺乏信任,可沒法找別的來取代。你必須完全信任伴侶對金錢、 毒品與酒的處理方式。另外也很要緊的是,信任他(她)在性方面的忠貞、保密度、對待小孩的方式、基督徒的信仰、工作與誠實。在上述任何一項上缺乏信任,不僅會減損你們的幸福,甚至會徹底破壞。你們不能沒有信任。

13.你們會因對方而更有創造力和活力嗎?
有 人說愛情會使人心不在焉,有時確會如此。愛情可能也會使人易怒、擔憂或沮喪--有時候如此。不過,大體說來,愛情應該給予你倆更多活力才是。沮喪、憂慮和懶散都是出問題的徵兆。通常你們不應該因為戀愛而完成較少的事,反倒應該更多。愛情應該使你比以前更有決心來發揮潛力,把事情做好。因為你希望你的伴侶能 以你為榮,且因你覺得要對他(她負責。你們應該使彼此把最好的部分發揮出來。

14.你們能不能接受且欣賞彼此的家人?
年 輕的情侶多半不願去想家人的事,尤其如果家人令人不悅的話。當你還年輕,又是單身,你可以活得相當獨立,然而,沒有人(無論男女)是座孤島。我們是家人的 一部分,家人也是我們的一部分--不論我們喜不喜歡。你不必一定要喜歡對方的家人,但你必須接納,因為這和接納你的伴侶一樣的重要。最好是你還能發現如何 去欣賞他們。如果你倆的關係是基於把家人排除在外,那你們關係的基礎便已有裂痕了。

15.你們還有以前懸而未決的關係嗎?
失戀補償作用的愛情是出了名的不穩定。你無法補償和舊情人所失去的東西--儘管許多人嘗試如此。你倆應該都能自由地談「那些過去的戀人」,不需要談到細節;但若你們就是不談(或者無法不去談),那可能是你們在情緒上還執著於前一場戀情。過去的需要完全讓它過去。

16.你倆能控制性嗎?
倘 若不是,這對你們未來是一個不健康的徵兆。在婚後,你們必須在各方面多次地自我控制--包括在性方面。如果你們現在做不到,可能你們以後也做不到。這不是 說你們將來不會面臨控制性慾上的爭戰,問題在於,誰是這場爭戰中的贏家?婚前性行為常掩蓋了出問題的信號,它提供了一種虛假的合一,不是建立在承諾上,而 是建立在荷爾蒙上的合一。性的強烈吸引力會使你們繼續在一起,且促使你們許下虛假的諾言。可是一旦沒有了性,你們的關係很快就動搖了。婚前性行為帶來矛 盾,而隨著矛盾困惑而來的則是罪咎感。整體來說,性關係給人蠻好的感覺,但卻無助於釐清你們想要許下的承諾。當你們已經「跑回本壘」--或者差不多快到了 --可能你們會覺得你們實質上已經結婚了,而婚禮便不過是批准你們已經做過的事罷了。所以你們也許不會像本來應該的那樣去思想互許承諾這回事,但事實上, 結婚典禮不只是儀式而已,是它領你一路走上婚姻的「本壘」,而不是性。

17.你們在一起夠久嗎?
我認為沒有一項因素比時間更要緊。如果你們相處的時間還不夠久,你們就不能真正深入認識對方。多久才夠呢?根據經驗,我會說至少需要一年真正親密的時光。在這段時間裡,你們才可以越過起初愛情使人盲目的階段,才能比較看得清楚你正把自己的終身交給怎樣的人。

18.你們曾經爭吵且彼此原諒嗎?
婚姻專家蔡伯訏(Walter Trobisch) 曾說,伴侶應一起度過夏天和冬天。當陽光照耀時,任何人都能融洽相處。但在受傷時,學習接納與饒恕需要更多東西,而那也就是使婚姻美滿的因素。在一個禮拜 的危機中你們對彼此的了解,比在一個月的快樂時光中更多。如果你們無法饒恕,如果你們心懷怨恨,如果你們訴諸「冷戰」,或者意見不合使你們喪失理智--那 麼你們就還不適合結婚。衝突一定會有,你們一定要有克服之道。

19. 你們已經談論過未來生活的每個領域了嗎?
當你倆的關係已經很深入,且彼此都很認真時,就需要有系統地討論未來的生活。我不贊成像有些情侶一樣,在第一次約會時就討論這些--應該保留到關係進深後再 談。財務、生活型態、性方面的期待、工作、子女和父母,這些是你們在婚前就必須詳細討論的話題,因為如果你們要結婚了,或者在你們婚後,都要處理這些事, 而且你們最好先看看彼此能不能溝通。美國校園出版社(InterVarsity Press)有一本實用的工具書,是福來臨夫婦(Bob and Alice Fryling)所寫的《訂婚手冊》(Handbook for Engaged Couples),裡頭列了你們需要討論的問題,這樣你們就不會有所遺漏了。

20.你們已經接受婚前輔導了嗎?
情侶多半寧可把倆人關係留給他們自己--互相輔導。這種隱私儘管令人自在,至終卻毫無幫助。受過訓練的局外人可以從你倆看不到的角度看事情,輔導者雖不能告 訴你們是不是該結婚了,但可以幫助你們探討被你們忽視的問題,或者協助解決潛在的難處。牧師多半若不是自己作婚姻輔導,也會為你們推薦人選。如果需要付費 也是很值得的。通常完整的輔導需要花一次以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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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的輸,適度的包容和退讓,就可以「讓敵人變成朋友」!
有一位女基督徒說,她雖然信主,但她很恨她大姊,彼此看不順眼。
從小,她們打打鬧鬧,也常相互抓對方的頭髮洩恨; 平常吃飯擺碗筷,也只給對方一支筷子。
一次,輪到她擺筷子,她心想報復機會來了,只給大姊一支筷子;
未料被父親看見,結果,父親氣得把她的手指打得浮腫, 而她也痛得泣不成聲、吃不下飯!
諸如此類的事,層出不窮,所以種下她與大姊「冷諷熱戰、 互相仇恨」的心。
這女孩說,她雖然常到教會,卻也在獨自一人時,躲在屋後倉庫,
淚流滿面地禱告:「主啊,我想愛大姊,可是我做不到!」
後來,她聽到一聲音說:「只要妳願意,有一天妳能!」

一個月後,這女孩說,大姊又冷言冷語地嘲諷她, 當她很想頂嘴大罵回去時,
她的嘴,及時煞車「主啊,請賜給我忍耐,請賜給我忍耐!」
她心中不住地禱告,最後嘴巴總算忍了下來,並且做到「 被罵不還口、被打不還手」
一個銅板敲不響!由於她的忍耐,引起大姊的好奇,久而久之, 大姊也不再挑釁。
一天,大姊突然拿著心愛的郵票,說要送給喜好集郵的她。
女孩訝異地問大姊:「妳怎麼突然對我這麼好?」
大姊對她說:「是妳自己先改變的啊!」
有時,我們以為贏了,其實,我們輸了!
因為,我們贏了「面子」,卻輸了「裡子」!
相反地,或許我們「被罵不還口、被打不還手」,
好像是「輸了」,其實,我們卻是「贏了」,而且,贏得豐豐富富!

轟動一時的「清華大學女研究生情殺案」, 洪姓女生為了爭奪博士班男友,
竟殺害同班女同學,並用化學藥劑毀屍。
本來,洪姓女生認為「她贏了」,未料同學死了,她被關進監獄, 男友也大受打擊;
結果三個前程似錦的年輕人,變成「沒有人贏」而是徹徹底底的「 三輸」!

當然,我們都希望人際關係能「雙贏」,
但是,也許有一天,我們沒做錯事,卻還要忍住淚水, 去跟別人道歉時,
讓我們祈求上帝:「主啊,請賜給我勇氣,也請賜給我忍耐.... ..」
因為,或許「暫時的輸」,會是將來「贏的契機」啊!
 
溝通小箴言

有時,人的美貌、人的嬌慣,常使得自己變得十分自我,而「 看不見別人」,
一切都要別人依我、聽我、捧我、寵我!
而我自己很棒、很對,一向都是贏家!

然而,在人際關係中,「懂得贏,也要懂得輸」、「懂得競爭, 也要懂得包容」。
因為,我們不能一直「只贏不輸」!
我們必須懂得適時地「包容、退讓與感謝」;
因為,在人際溝通中,「包容與退讓」不一定是「我輸」, 反而可能是「雙贏」啊!

語言,是有溫度的。

冷言冷語、冷嘲熱諷、盛氣凌人、苛薄冷漠、態度冰冷...... 會讓人痛苦難受,記恨多年。
溫馨真誠、語帶讚美、接納尊重、熱情擁抱、微笑鼓勵...... 卻讓人如沐春風,如浴冬陽。
所以,在言語上適度的輸、適度的退讓,製造「對方的贏」, 就可以讓敵人變成朋友啊!

沒有口德,就沒有品德
 
最難聽的聲音是嘲諷、譏笑;最好聽的聲音是讚美、鼓掌!

過去,我班上有一個女生,交了一個外系的男朋友。
一天,男友用機車送她回家後,在路上遇到另一男同學, 就一起到夜市吃宵夜。
等男友回到家,女孩打電話過來,一開口就大罵:
「你死到哪裡去啦?我打電話到處找你,打了十幾通都找不到, 我還以為你出車禍被撞死了!」
「妳幹嘛?我又沒去哪裡,只是在路上碰到小郭, 一起去吃個宵夜而已嘛!」男友委屈地說。
「你是豬啊!吃宵夜?那你不會打電話跟我講啊?害我急得要命, 家裡電話一響,
就以為是你出車禍死了,警察叫我去認屍!」

女生生氣地咆哮著。..................... ........
 
這是真實的例子。
 

人在不順心、生氣時,自我控制力較差,就常「口無遮攔」。
而且,人在生氣失控時,就喜歡用「負面特質」的形容詞, 加諸到對方身上,
例如:「你豬啊,笨啦,蠢啦,你去死啦...」
有時,我們覺得,「是他激怒我」、「是他惹我生氣」、「 我也是為他好」,
所以,我有權生氣、有權「罵一罵來發洩」。

可是,我們發洩情緒的話,會刺痛別人,會使人承受不了啊!
一個人被語言深深傷害,其傷痕會永遠留下,而且時常「隱隱作痛」 啊!
 
我們都去參加過許多宴會,想想看,最後一道佳餚,是不是都是「 甜點」?
好像大部分的宴會,最後上桌的,都是使人覺得「香甜可口的點心」 。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主人希望客人離去時,嘴上都留著「甜甜好吃」的印象!

人際關係雖然不像宴會,時間一到,就需離開;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口德」、「口無遮攔」而刺傷別人,
則這令人難以下嚥的菜,就很可能成為雙方
 
***
 
補充:分享聖經箴言裡,可供與人說話應對時的智慧。(大略揀選)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 態度)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言10:12 (態度)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10:19
 
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心中誠實的,遮隱事情。箴言11:13

說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卻為醫人的良藥。箴言12: 18

愚妄人口中驕傲,如杖責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箴言14 :3
 
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性情暴躁的,大顯愚妄。箴言14:29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箴言15:1
 
口善應對,自覺喜樂;話合其時,何等美好。箴言15:23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言15:33
 
乖僻人播散紛爭;傳舌的,離間密友。箴言16:28
 
寡少言語的,有知識;性情溫良的,有聰明。箴言17:27
 
愚昧人若靜默不言也可算為智慧;閉口不說也可算為聰明。箴言17 :28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卑。未曾聽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言18:12-13
 
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大張嘴的,不可與他結交。箴言20:19

謹守口與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災難。箴言21:23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箴言25:11

當面的責備強如背地的愛情。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 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箴言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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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Kuo-Tai Liu

By Fuyuan Hsiao

Published on Nov 22, 2006

Worldwide competition among universities is heating up, as nations realiz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ir higher education could make or break their country's success. Where does Taiwan stand in this new battle?


Every month Prof. Tung Shen,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makes two or three trips abroad to solicit foreign students. Given a tightly packed schedule, Shen usually leaves her hotel room at 7 a.m. and does not return before 10 p.m. In order to survive dozens of daily meetings and presentations without losing her voice, Shen has made it a habit to carry various tried and tested Chinese herbal remedies for a hoarse throat.

When Shen's center hosts visitors from foreign universities, she usually skips small talk and comes right to the point, delving into the particulars to answer a barrage of questions: Can students' credits be mutually recognized? Are students insured? How many students share a dormitory room? Sometimes her travel-beaten guests don't even take time for lunch, but rush back to the airport to hop on the next flight to the next university in the next country.

Strategic Promontories

“We're always on the move with a suitcase in tow,” says Shen, who has taught at NT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as also served as head of its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icology. Meanwhile, she has become as familiar with receiving foreign guests and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international treaty signing ceremonies as with her specialty – music for the guqin (the Chinese zither).

Shen's career shift from a secluded life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a frantic calendar of travel, hosting visitors and recruiting stud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s a perfect illustration of university mobility in today's globalizing world.

In August this year, Newsweek magazine published its first-ever special report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which emphasized that the universities of the past built on nationalism, while today's universities are shaped by globalization. Never before has the destiny of universities been as closely tied to a country's national strength as today. According to Lio Monchi,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universities are the “strategic promontories” of a nation's competitiveness.

A practical cross-analysis by Professor Sir David King, chief scientific advisor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und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a country's wealth and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papers published by that nation, as well the number of citations these works receive.

Spurred by a sense that the quality of their universities could affect their countries' overall success, governments in the late 1990s began to view enhancing their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s a top administrative priority. Policymakers scrambled to inject large sums into beefing up their universities for survival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Moreover, a number of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 have come out in recent years that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increasing pressure on universities to market themselves.

Bent on making Japan a power to be reckoned with in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ill invest NT$600 billion in a bid to produce 30 Nobel Prize laureates within the coming 50 years. Spooked by the onslaugh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pour NT$200 billion per year into the Brain-Korea 21 (BK21) project, a trans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program which aims to prope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NU) into the top league of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Over the past decade SNU has already outstripped Taiwan's top university NTU in terms of global academic prestige, as well as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But Chin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an even more formidable rival.

Buil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human talent,” China is investing more than NT$100 billion into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oject 211” aims to develop 100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Project 985” hopes to develop world-class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Moreover, funding is concentrated on a small number of priority universities. Over a process of more than a decade Peking University (PKU)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have reinvented themselves and are now showing off their full potential to the world. In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produced by The Times of London, some 3,703 academics worldwide were asked to identify the best universities within their own field of expertise. In these top 100 rankings PKU has already pushed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off its longtime position as the leading university in Asia. In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b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JTU), which is based on research output,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replaced NTU as the top university in Greater China.

Even India, with an average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of just US$600, has focused its fiscal resources, investing some 80 percent of its higher-education budget in a handful of top-notch technological institutes. It is the graduates of these institutes who have turned India into a software powerhouse.

Chen Der-hwa,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ys bare the cruel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ly playing in the top league is good enough.”

There are two major reasons why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governments' top concern, says Wu Se-hwa,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a specialist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On the one hand, demand for highly educated talent has skyrocketed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 new industry that drives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World Bank estimates that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industry worth US$300 billion, or 1 percent of global economic output. And then there is the booming business of satellite campuses. Last year overseas campuses generated as much as US$3 billion, most of which lined the pockets of universities in Britain and the U.S., the two dominant powers in the global higher-education market. Moreover, top universities also boost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the U.S. generate US$13 billion for their host country every year.

Where does Taiwan stand in this emerging industry?

Let's apply competitive strategy theorist Michael Porter's classic model of the Five Competitive Forces (existing competitors, new entrants, customers, suppliers, and substitute products) to examin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aiwan's universities.

Existing Competition, Threat of New Entrants

The first force is rivalry among existing competitors: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number of players in Taiwan's higher-education industry, the universities, has ballooned, while the market and resources have not expanded correspondingly. It is an undisputed reality that this trend, in combination with a lack of differentiation and low barriers to market entry, led to ruinous competition. Two years ago the Control Yuan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saying that the quality of our universities “has slid back 15 years.” The stimulation of competition has resulted in innovation and enhanced quality in only a small minority of universities.

On the other hand, even though government policy protects Taiwan's universities, they cannot escape the challenges from new entrants. The new faces in the competition are mainly universities from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they pose a potential threat on two fronts: They eat away at our brands (prestige) and our consumers (students).

As other Asian countries cultivate one or two universities of international standing, Taiwan's indiscriminate all-round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will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compete internationally. Sick at heart, a veteran professor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elite universities, Asia's image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is “low-price, low-quality” – exactly what the “Made in Taiwan” label stood for in the past.

Suppliers Have Big Bargaining Power

Secondly,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universities' major suppliers – the government, which supplies funding, and the teachers, who provide their brain power and labor – has risen markedly.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annual budget for higher education has stood at around NT$70 billion to NT$90 billion. With more than 100 universities vying for a piece of this pie, “no one gets enough to fill his stomach and no one starves to death,” the Education Ministry's Chen says frankly. He notes that there is virtually no room for increasing higher education spending given that budgets are cut everywhere to rein in government debt. Where funding is insufficient, universities have to be inventive and design their own ways of raising money.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NCTU) vice president Hsu Chian-shu, who also directs the university's program to promote academic excellence, recalls that when he launched exchanges with China's four Jiao Tong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Shanghai, Southwest, and Xi'an) some ten years ago, their annual budgets did not exceed NT$800 million, while NCTU had a “distant lead” with more than NT$2 billion. In contras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now has an annual budget of more than NT$8 billion, four times more than NCTU. “We have completely fallen behind,” Hsu says with regret.

Given that funding cannot be increased, higher fees would appear to be a way out. But even when it comes to setting tuition fees, the government enjoys an absolute advantage in negotiating prices.

Not only is there little money, the government also always has the upper hand because it can use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to micromanage universities, telling them how and where to use government money.

Victor W. Liu, chairma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Taiwan (HEEACT), argues that it's excessive legal restrictions that inhibit university development, not insufficient funding. “If you ask a chef to prepare a dinner banquet, give him some money and specify how much he can spend on meat and how much on fish, he won't be able to do a good job,” says Liu, a former president of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illustrating the universities' current predicament.

Kao Chiang,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as had his own bitter experience with strangulating legal restrictions. The concept for the university's new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building was lying around collecting dust for 13 months before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project would be subsidized, Kao recalls. After the project plan was submitted to the government, it was kicked around various departments for another nine months, before the university was instructed to make improvement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costs per square meter are too low.” Kao remains unsure whether the building will actually be built.

“Why can't they give universities the flexibility to let them decide for themselves?” Kao asked rhetorically.

Another difficulty that universities have to overcome seems to come from another group of suppliers, the more than 80,000 teachers. Salaries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have been lagging behind the market for a long time. And with the global boom in higher education creating high salaries in many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aiwan's own higher-education sector is finding it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retain existing talent and to attract outstanding new faculty. NCTU vice president Hsu Chian-shu, who formerly served as the university's head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members how some ten years ago a single opening for a teaching position would draw applications from 200 to 300 candidates with doctoral degrees from overseas universities. Nowadays, just over a dozen people will apply, he said.

NTU vice president Chen Tai-jen, an atmospheric sciences professor, also has a story to tell that illustrates how meagerly paid Taiwan's university teachers are even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colleagues in other Asian countries. When Chen chatted with a senior South Korean professor at an academic symposium about ten years ago, he found out that he earned twice as much as his South Korean colleague. However, when he met the same professor again a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is year, it turned out that now it's the other way round, with the South Korean professor getting twice as much as Chen.

Good teachers leave for greener pastures, and thus good talent congregates at foreign universities. And there is still another negative factor affecting the sources of higher-education suppliers, namely the continued decline in the ratio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who go abroad to pursue a higher degree. Chen Der-hwa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tes frankly that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is presently sustained by those who studied abroad some twenty years ago. Should students continue to stay at home rather than studying abroad, Taiwan will eventually “run out” of excellent faculty, he predicts.

More Power in the Customer's Hands

With more than 160 supplier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enrollment levels of 90 percent or more, the industry has turned from a seller's market into a buyer's market. Given that it costs little to switch universities, the customers – university students – now have more bargaining power than ever before.

The customer's bargaining power also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fact that today's universities “don't dare and also can't” demand a lot from their students.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only half of all matriculating students complete their studies within four years, while in Taiwan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all students graduate. The president of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northern Taiwan candidly admits that schools and teachers have to battle with their conscience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ether a student should be kicked out, because “losing a student means a loss of over NT$1 million in revenues.”

National universities face the same pressure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who has just returned from overseas to teach at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the north of the island suffered a “major blow” during his first two weeks on his new job.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class he assigned dozens of pages of extra reading, which the seven attending students were supposed to read in turns. The following week he was shocked to find that just a single student remained in his class. A veteran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even indicated that his young colleague had to blame himself, saying “You can't be so strict, or else the students will run away.”

Projections based on the current birthrate show that ten years down the road Taiwan's universities will provide more places than needed to enroll all eligible students. Facing the gloomy prospect of oversupply, universities have begun to look for potential customers abroad. At Taiwanese universities, foreign students still account for just a tiny 1 percent of the student bod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show. The ratio of foreign students who study at Taiwanese universities at their own expense rather than on scholarships is even lower. As a result Taiwan's schools flock to other countries' higher-education fairs to market themselves in what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 collective movement.

On that front, Singapore has been clever to forge strategic alliances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ors. Aiming to attract some 100,000 foreign students by 2012, Singapore uses as incentive dual-degree program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world's top schools. Their message is, “Study in Singapore, and get a degree from MIT.” The city-state has also signed similar alliances with other leading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Europe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SEAD) in France, the Munic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UM) in German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uring a visit to Taiwan last year, Lee Hyun-cho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KCUE), commented gravely, “A closed university education system without foreign professors and foreign students will hardly be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After globalization has swept across the world's universities, this is also the major worry for Taiwan's higher-education industry.

Substitute Products: No Threat Yet

In the short term, we will probably not see any substitutes to university education emerge, given that Chinese societ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degrees. The Major Surve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that CommonWealth conduc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year shows that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parents in Taiwan think their children should attend university, although they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higher-education system.

Former Education Minister Huang Jong-tsun, now president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believes that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Taiwan is “at the crossroads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at reforms are urgently needed given the worsening imbalance between excellence and mass access, and the massive threat from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hen analyzing European universities' apparent inability to fight the massive threat from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British business magazine The Economist mad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universities should diversify their sources of income by raising, for instance, tuition fees and soliciting corporate donations. They should aggressively compete for customers worldwide, impart useful knowledge, be flexible and offer educational variety.

This piece of advice could be equally applied to Taiwan's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 precondition is that universities choose between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nd free competition. If universities still want to rely on public subsidies, they can only improve themselves within the government-regulated framework. If they opt for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student fees and remuneration packages must be thoroughly liberalized and left to the market mechanism. But letting the market reign will also touch the hot potato of social justice. The big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universities, the public and the Legislative Yuan are ready to accept this realit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s already trying to respond to calls for university reform. It has taken various measures, such as revising the University Act, reorganizing national universities as corporations, and launching a five-year program giving NT$50 billion to the island's top twelve univers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developing world-class research centers. As universities lament their lack of funding, they should perhaps also do some soul-searching as to how they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All in all, Taiwanese universities' competitiveness manifests itself in more than research performance. An even greater showcase is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ducts” that they process year by year – the students. Professor D.H. William Seetoo, who has been teaching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or 30 years, cuts to the chase: “The problem is not competition, but whether the values that produce talent for the country can be put to us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Susanne G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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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引用自此

每次看到有什麼IELTS,托福,GRE考試統計成績公佈,全國一片烏鴉鴨的檢討聲浪,身為英文老師的我,都有種罪惡感,好像自己該被拖出去槍斃一樣。

我們都知道,英文很重要。

我們是個海島型國家,我們必須依賴四通八達的網絡和別的國家取得貿易的機會;我們是一個相對弱勢的國家,我們必須依賴大陸以外的強國提供某種形式的外交、武力保護。英文,對我們而言,不僅是一種國家競爭力的表現,同時,也代表著,我們這個國家在國際發聲的可能性。

然而,到底,我們是為了什麼才學英文?
 

我開始常常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其實是因為我家巷口每天8點的垃圾車事件。我家這個社區,算是新竹一流學區附近重要的社區之一。清大、交大、竹中、竹女,還有新竹幾個升學率超好的國中都剛好非常接近我們的學區。社區裡面的人,看得出來,都有一定不錯的社經地位,談吐、待人處世也都很得體。我們在這邊住了一年多,一直都很喜歡這個社區的氣氛和氣質。每天8點,大家拎著垃圾站在巷子口等垃圾車,打聲招呼就開始閒話家常,里長也常常在這個時候,跟我們湊合著討論一些社區哪邊的路燈不夠亮,哪裡的危險路口應該要增加一些交通號誌的設備。一切都很好,也真的沒出現過什麼讓我們非常困擾的問題。一直到過完年之後,有一戶移民國外的住戶,搬回這個社區。

每天8點,一樣在那個巷子口,一樣在等垃圾車,一樣大家都拎著一袋袋的垃圾等著「少女的祈禱」音樂聲越來越靠近。但是,等了2分鐘之後,開始有人咒罵,「這是什麼爛國家,連倒個垃圾都要等這麼久?」接著,她剛好自己站在她家冷氣的下方,被冷氣排出的水滴了幾滴,她又開始抓狂,「台灣真是個爛地方,連冷氣都這麼爛!」最後,就在垃圾車已經近在眼前的時候,她氣呼呼的轉身,拎著她的垃圾,迸的一聲甩上她家大門,嚷嚷著:「我不倒了,國外才不會這樣」!接下來連續好幾天,我們社區開始出現大白天就有人不管垃圾車幾點來,直接把垃圾袋扔在巷子口。等到晚上,垃圾已經腐壞,臭氣沖天,不然就是被流浪狗、流浪貓抓破垃圾袋,垃圾在社區四處散落、飛揚。里長因為她家冷氣機滴水的問題,好意去提醒她會被環保局開單,被她破口大罵:「你們不要以為我住在國外,就可以刻意刁難我!」後來我從鄰居們那邊輾轉得知,她們一家都是學歷高、收入高,很早就申請了綠卡移民到美國去。「她們的小孩英文都很棒耶,國小開始就請外國人來一對一家教」,一個歐巴桑用著羨慕和崇拜的語氣這樣說著。

我開始回想,從我學英文以來,我週遭那些英文說得非常流利的身影。在新竹公車站,一大群實驗中學的學生,明明在台灣卻刻意用英文在交談。有一位教授說,他只要聽到人家唸「frustration」這個字,他就可以知道這個人英文程度怎麼樣。我在輔大英文系,一大群的「台北幫」,英文說的像外國人一樣好,打扮、穿著也非外國名牌不可。還有一個出書的英文小魔女,她的媽媽很驕傲的在電視上說,「我的女兒英文學得太好,現在連說中文都有外國腔」。

我們學英文,是為了要讓自己的同胞把我們當成外國人一樣崇拜?我們學英文,是因為我們發音要標準,講話才比較有份量?我們學英文是因為,那個語言所代表的東西比較崇高?還是,我們學英文,是為了要把自己變成外國人?又或者,要像我的鄰居一樣,學英文是為了要去外國生活,然後回來嘲諷那些乖乖遵守垃圾不落地的善良老百姓是沒見過世面?

那些實驗中學的孩子,我常常看到他們一大群聒噪的喧嘩,完全不理會車上的其他人要休息。那位教授,一天到晚在挑剔別人的發音問題,卻可以講出「長的太醜的女生就應該要閉嘴」、「黑人的嘴一看就很噁心,不過,沒辦法,他們是非洲來的」這類充滿性別、種族歧視的話。我那些台北幫的同學,把打工賺錢買名牌當主業,上課當學生才是副業。如果你和他們同一組做小組報告絕對會倒大楣,因為他們沒空上圖書館找資料,討論沒建設性的意見,他們只好負責上台做口頭報告的部分。結果,輪到他們上台做小組的口頭報告的那天,他們因為前天熬夜打麻將缺席了。這也讓我想起,我爸在住院的期間,我媽一直打電話來跟我說她不懂醫生在說什麼。我剛開始以為是我媽很魯,很難以溝通。後來索性我請假回家一趟,我才真的搞清楚,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原來是那位醫生,對著一個目不識丁的鄉下歐巴桑,講了2句就要夾雜一長串的英文,那一長串的英文中還包含了英文專有的醫學名詞。我站在那邊,聽那位醫生講了一大堆中英文摻雜的病況說明。我用了更長一段的英文一句一句慢慢的回他,他愣住了,也嚇到了。但是,除了當下有反擊的快感之外,我不覺得驕傲,也不覺得開心,因為我想到了,在這家醫院裡面的其他的病人,這個台北來的大醫院是怎樣的看待、對待他們。

英文很重要,但是,是否,我們都用著一種扭曲的心態奉承著這個語言?

我認識的一個外國教授,有一天忍不住對我說,台灣人常常在問外國人, ”Can you speak Chinese?” 他剛來台灣的時候覺得很疑惑,因為他們英語系的國家,通常都是會用 “Do you speak English?” 對他們來說,語言是一種是在生活中使用的習慣,而不代表某一種特殊的能力,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他們會用「Do you」而不是用「Can you」來造這樣的問句。這一陣子,又聽到另外一個常常出席國際研討會的教授在思考,為什麼只有亞洲的學者,在國際研討會發表自己的文章時,每個人一開頭都先說,”I am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明明那些德國、法國的學者,他們說英文的德國腔、法國腔才真的讓人難以辨識他們在講什麼碗糕。我在研究所的另外一個教授有一天聚餐突然聊起了他一些移民也是教授級的朋友,他說,這些朋友很妙,移民到了國外之後,唯一的休閒娛樂就是聚在一起,一起數落台灣有多差勁、有多落後。非常相似的,一位到英國拿博士學位的學長跟我談到,他在英國的時候被一個外國朋友問到:「為什麼很少聽到你們台灣人稱讚台灣?」

到底,我們是為了什麼才學英文?

我們不時的在強調及早學英文有多重要,我們要一群孩子連母語都還不熟悉,就要他們去學英文,這個教育政策底下,我們透露著對自己文化的輕蔑,是否也反應著我們這些大人莫名的自卑?我們都在說學英文才會有國際觀,但是,說出這樣的話語的人,他們除了CNN和BBC看得到的新聞和評論,他們還熟悉哪些外國文化和政治角力?

真的,到底,我們是為了什麼才學英文?

從我們社區的垃圾車事件,我就開始不停的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有一天,我花了1節課的時間,和我的學生用說的、用畫的、用唱的聊了到底為什麼我們要學英文。我們有一個結論,台灣很好,所以,我們要用英文幫助台灣走出去,我們約好,只要遇到外國人,都要跟他們說最少三件台灣很美好的事物。台灣還可以更好,所以,我們帶著台灣的問題走出去找答案,每一次到國外去,我們都最少要找到3個答案回來幫台灣解決它的問題。

今年暑假過後,我很期待我的學生會帶哪3個答案回來。

Time for English, my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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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文的正式寫作

1.學習有所取捨

到了寫論文的時候,要能取也要能捨,因為現在資訊爆炸,可以看的書太多,所以一定要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知識樹,首先,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識樹,才能在那棵樹掛相關的東西,但千萬不要不斷的掛不相關的東西,而且要慢慢的捨掉一些掛不上去的東西,再隨著你的問題跟關心的領域,讓這棵知識樹有主幹和枝葉。然而這棵知識樹要如何形成?第一步你必須對所關心的領域中,有用的書籍或是資料非常熟悉。

2.形成你的知識樹

我昨天還請教林毓生院士,他今年已經七十幾歲了,我告訴他我今天要來作演講,就問他:「你如果講這個題目你要怎麼講?」他說:「只有一點,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書要讀好幾遍。」因為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還有幾位近代思想大師在芝加哥大學的學生,他們受的訓練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讀原典。這句話很有道理,雖然你不可能只讀那幾本重要的書,但是那五、六本書將逐漸形成你知識樹的主幹,此後的東西要掛在上面,都可以參照這一個架構,然後把不相干的東西暫放一邊。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你不可能讀遍天下所有的好書,所以要學習取捨,了解自己無法看遍所有有興趣的書,而且一但看遍所有有興趣的書,很可能就會落得普林斯頓街上的那位舊書店的老闆一般,因為閱讀太多不是自己所關心的領域的知識,它對於你來說只是一地的散錢。

3.掌握工具

在這個階段一定要掌握語文與合適的工具。要有一個外語可以非常流暢的閱讀,要有另外一個語文至少可以看得懂文章的標題,能學更多當然更好,但是至少要有一個語文,不管是英文、日文、法文……等,一定要有一個語文能夠非常流暢的閱讀相關書籍,這是起碼的前提。一旦這個工具沒有了,你的視野就會因此大受限制,因為語文就如同是一扇天窗,沒有這個天窗你這房間就封閉住了。為什麼你要看得懂標題?因為這樣才不會有重要的文章而你不知道,如果你連標題都看不懂,你就不知道如何找人來幫你或是自己查相關的資料。其他的工具,不管是統計或是其他的任何工具,你也一定要多掌握,因為你將來沒有時間再把這樣的工具學會。

4.突破學科間的界線

應該要把跨學科的學習當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跨學科涉及到的東西必須要對你這棵知識樹有助益,要學會到別的領域稍微偷打幾槍,到別的領域去攝取一些概念,對於本身關心的問題產生另一種不同的啟發,可是不要氾濫無所歸。為什麼要去偷打那幾槍?近幾十年來,人們發現不管是科學或人文,最有創新的部份是發生在學科交會的地方。為什麼會如此?因為我們現在的所有學科大部分都在西方十九世紀形成的,而中國再把它轉借過來。十九世紀形成這些知識學科的劃分的時候,很多都帶有那個時代的思想跟學術背景,比如說,中研院的李院長的專長就是物理化學,他之所以得諾貝爾獎就是他在物理和化學的交界處做工作。像諾貝爾經濟獎,這二十年來所頒的獎,如果在傳統的經濟學獎來看就是旁門走道,古典經濟學豈會有這些東西,甚至心理學家也得諾貝爾經濟獎,連John Nash這位數學家也得諾貝爾經濟獎,為什麼?因為他們都在學科的交界上,學科跟學科、平台跟平台的交界之處有所突破。在平台本身、在學科原本最核心的地方已經search太多次了,因此不一定能有很大的創新,所以為什麼跨領域學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一篇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最重要、最關鍵的,是那一個統攝性的重要概念,而通常你在本學科裡面抓不到,是因為你已經泡在這個學科裡面太久了,你已經拿著手電筒在這個小倉庫裡面照來照去照太久了,而忘了還有別的東西可以更好解釋你這些材料的現象,不過這些東西可遇而不可求。John Nash這一位數學家為什麼會得諾貝爾數學獎?為什麼他在賽局理論的博士論文,會在數十年之後得諾貝爾經濟獎?因為他在大學時代上經濟學導論的課,所以他認為數學可以用在經濟方面來思考,而這個東西在一開始,他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大的用處。他是在數學和經濟學的知識交界之處做突破。有時候在經濟學這一個部分沒有大關係,在數學的這一個部分也沒有大關係,不過兩個加在一起,火花就會蹦出來。

5.論文題目要有延展性

對一個碩士生或博士生來說,如果選錯了題目,就是失敗,題目選對了,還有百分之七十勝利的機會。這個問題值得研一、博一的學生好好思考。你的第一年其實就是要花在這上面,你要不斷的跟老師商量尋找一個有意義、有延展性的問題,而且不要太難。我在國科會當過人文處長,當我離開的時候,每次就有七千件申請案,就有一萬四千個袋子,就要送給一萬四千個教授審查。我當然不可能看那麼多,可是我有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看申訴。有些申訴者認為:「我的研究計畫很好,我的著作很好,所以我來申訴。」申訴通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那麼我的責任就是在百分之九十未通過的案子正式判決前,再拿來看一看。有幾個印象最深常常被拿出來討論的,就是這個題目不必再做了、這個題目本身沒有發展性,所以使我更加確認選對一個有意義、有延展性、可控制、可以經營的題目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學生常常選非常難的題目,我說你千萬不要這樣,因為沒有人會仔細去看你研究的困難度,對於難的題目你要花更多的時間閱讀史料,才能得到一點點東西;要擠很多東西,才能篩選出一點點內容,所以你最好選擇一個難易適中的題目。

我寫過好幾本書,我認為我對每一本書的花的心力都是一樣,雖然我寫任何東西我都不滿意,但是在過程中我都絞盡腦汁希望把他寫好。目前為止很多人認為我最好的書,是我二十幾歲剛到史語所那一年所寫的那本書。我在那本書花的時間並不長,那本書的大部分的稿子,是我和許添明老師同時在當兵的軍營裡面寫的,而且還是用我以前舊的筆記寫的。大陸這些年有許多出版社,反覆要求出版我以前的書,尤其是這一本,我說:「不行。」因為我用的是我以前的讀書筆記,我怕引文有錯字,因為在軍隊營區裡面隨時都要出操、隨時就要集合,手邊又沒有書,怎麼可能好好的去核對呢?而如果要我重新校正一遍,又因為引用太多書,實在沒有力氣校正。

為什麼舉這個例子呢?我後來想一想,那本書之所以比較好,可能是因為那個題目可延展性大,那個題目波瀾起伏的可能性大。很多人都認為,我最好的書應該是劍橋大學出的那一本,不過我認為我最好的書一定是用中文寫的,因為這個語文我能掌握,英文我沒辦法掌握得出神入化。讀、寫任何語文一定要練習到你能帶著三分隨意,那時候你才可以說對於這一個語文完全理解與精熟,如果你還無法達到三分的隨意,就表示你還在摸索。

回到我剛剛講的,其實每一本書、每一篇論文我都很想把它寫好。但是有些東西沒辦法寫好,為什麼?因為一開始選擇的題目不夠好。因此唯有選定題目以後,你的所有訓練跟努力才有價值。我在這裡建議大家,選題的工作要儘早做,所選的題目所要處理的材料最好要集中,不要太分散,因為碩士生可能只有三年、博士生可能只有五年,如果你的材料太不集中,讀書或看資料可能就要花掉你大部分的時間,讓你沒有餘力思考。而且這個題目要適合你的性向,如果你不會統計學或討厭數字,但卻選了一個全都要靠統計的論文,那是不可能做得好。

6.養成遵照學術格式的寫作習慣

另一個最基本的訓練,就是平時不管你寫一萬字、三萬字、五萬字都要養成遵照學術規範的習慣,要讓他自然天成,就是說你論文的註腳、格式,在一開始進入研究生的階段就要培養成為你生命中的一個部份,如果這個習慣沒有養成,人家就會覺得這個論文不嚴謹,之後修改也要花很多時間,因為你的論文規模很大,可能幾百頁,如果一開始弄錯了,後來再重頭改到尾,一定很耗時費力,因此要在一開始就養成習慣,因為我們是在寫論文而不是在寫散文,哪一個逗點應該在哪裡、哪一個書名號該在哪裡、哪一個地方要用引號、哪一個要什麼標點符號,都有一定的規定,用中文寫還好,用英文有一大堆簡稱。在1960年代台灣知識還很封閉的時候,有一個人從美國回來就說:「美國有個不得了的情形,因為有一個人非常不得了。」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得了,他說:「因為這個人的作品到處被引用。」他的名字就叫ibid。所謂ibid就是同前作者,這個字是從拉丁文發展出來的,拉丁文有一大堆簡稱,像et. al.就是兩人共同編的。英文有一本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就是專門說明這一些寫作規範。各位要儘早學會中英文的寫作規範,慢慢練習,最後隨性下筆,就能寫出符合規範的文章。

7.善用圖書館

        圖書館應該是研究生階段最重要的地方,不必讀每一本書,可是要知道有哪些書。我記得我做學生時,新進的書都會放在圖書館的牆上,而身為學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書名看一看。在某些程度上知道書皮就夠了,但是這仍和打電腦是不一樣的,你要實際上熟悉一下那本書,摸一下,看一眼目錄。我知道現在從電腦就可以查到書名,可是我還是非常珍惜這種定期去browse新到的書的感覺,或去看看相關領域的書長成什麼樣子。中研院有一位院士是哈佛大學資訊教授,他告訴我他在創造力最高峰的時候,每個禮拜都到他們資訊系圖書室裡,翻閱重要的資訊期刊。所以圖書館應該是身為研究生的人們,最熟悉的地方。不過切記不重要的不要花時間去看,你們生活在資訊氾濫的時代,跟我生長在資訊貧乏的時代是不同的,所以生長在這一個時代的你,要能有所取捨。我常常看我的學生引用一些三流的論文,卻引得津津有味,我都替他感到難過,因為我強調要讀有用、有價值的東西。

8.留下時間,精緻思考

還要記得給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時間。一篇論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勝,很重要的是在現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說一定要走理論的路線,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層次再提升兩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東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東西是什麼?整體意義是什麼?整體的輪廓是什麼?千萬不要被枝節淹沒,雖然枝節是你最重要的開始,但是你一天總也要留一些時間好好思考、慢慢沉澱。conceptualize是一種非常難教的東西,我記得我唸書時,有位老師信誓旦旦說要開一門課,教學生如何conceptualize,可是從來都沒開成,因為這非常難教。我要提醒的是,在被很多材料和枝節淹沒的時候,要適時跳出來想一想,所看到的東西有哪些意義?這個意義有沒有廣泛連結到更大層面的知識價值。

        傅斯年先生來到台灣以後,同時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及台大的校長。台大有個傅鐘每小時鐘聲有二十一響、敲二十一次。以前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叫《鐘聲二十一響》,當時很轟動。他當時對這二十一響解釋是說:因為台大的學生都很好,所以二十一響是歡迎國家元首二十一響的禮炮。不久前我發現台大在每一個重要的古蹟下面豎一個銅牌,我仔細看看傅鐘下的解釋,才知道原來是因為傅斯年當台大校長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人一天只有二十一個小時,另外三小時是要思考的。」所以才叫二十一響。我覺得這句話大有道理,可是我覺得三小時可能太多,因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個三十分鐘、一小時思考,想一想你看到了什麼?學習跳到比你所看到的東西更高一點的層次去思考。

9.找到學習的楷模

我剛到美國唸書的時候,每次寫報告頭皮就重的不得了,因為我們的英文報告三、四十頁,一個學期有四門課的話就有一百六十頁,可是你連註腳都要從頭學習。後來我找到一個好辦法,就是我每次要寫的時候,把一篇我最喜歡的論文放在旁邊,雖然他寫的題目跟我寫的都沒關係,不過我每次都看他如何寫,看看他的注腳、讀幾行,然後我就開始寫。就像最有名的男高音Pavarotti唱歌劇的時候都會捏著一條手帕,因為他說:「上舞台就像下地獄,太緊張了。」他為了克服緊張,他有習慣性的動作,就是捏著白手帕。我想當年那一篇論文抽印本就像是我的白手帕一樣,能讓我開始好好寫這篇報告,我學習它裡面如何思考、如何構思、如何照顧全體、如何用英文作註腳。好好的把一位大師的作品讀完,開始模仿和學習他,是入門最好的方法,逐步的,你也開始寫出自己的東西。我也常常鼓勵我的學生,出國半年或是一年到國外看看。像現在國科會有各式各樣的機會,可以增長眼界,可以知道現在的餐館正在賣些什麼菜,回來後自己要作菜也才知道要如何著手。

四、用兩條腿走路,練習培養自己的興趣

    最後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人生是兩隻腳,我們不是靠一隻腳走路。做研究生的時代,固然應該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學業上,探索你所要探索的那些問題,可是那只是你的一隻腳,另外還有一隻腳是要學習培養一、兩種興趣。很多人後來會發現他的右腳特別肥重(包括我自己在內),也就是因為忘了培養左腳。很多很有名的大學者最後都陷入極度的精神困擾之中,就是因為他只是培養他的右腳,他忘了培養他的左腳,他忘了人生用兩隻腳走路,他少了一個小小的興趣或嗜好,用來好好的調解或是排遣自己。

    去年夏天,香港《亞洲週刊》要訪問我,我說:「我不想接受訪問,我不是重要的人。」可是後來他們還是把一個簡單的對話刊出來了,裡面我只記得講了一段話:做一個研究生或一個學者,有兩個感覺最重要--責任感與罪惡感。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責任感,去寫出好的東西,如果責任感還不夠強,還要有一個罪惡感,你會覺得如果今天沒有好好做幾個小時的工作的話,會有很大的罪惡感。除非是了不得的天才,不然即使愛因斯坦也是需要很努力的。很多很了不得的人,他只是把所有的努力集中在一百頁裡面,他花了一千小時和另外一個人只花了十個小時,相對於來說,當然是那花一千個小時所寫出來的文章較好。所以為什麼說要趕快選定題目?因為如果太晚選定一個題目,只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好好耕耘那個題目,早點選定可以有二、三年耕耘那個題目,是三年做出的東西好,還是一年的東西好?如果我們的才智都一樣的話,將三年的努力與思考都灌在上面,當然比一年還要好。

 

五、營造卓越的大學,分享學術的氛圍

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何謂卓越的大學?我認為一個好的大學,學校生活的一大部份,以及校園的許多活動,直接或間接都與學問有關,同學在咖啡廳裡面談論的,直接或間接也都會是學術相關的議題。教授們在餐廳裡面吃飯,談的是「有沒有新的發現」?或是哪個人那天演講到底講了什麼重要的想法?一定是沉浸在這種氛圍中的大學,才有可能成為卓越大學。那種交換思想學識、那種互相教育的氣氛不是花錢就有辦法獲得的。我知道錢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東西。一個卓越的大學、一個好的大學、一個好的學習環境,表示裡面有一個共同關心的焦點,如果沒有的話,這個學校就不可能成為好的大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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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 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電子報《花研橋語》

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王汎森 院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這個題目我非常喜歡,因為這個題目,對大家多少都有實際的幫助。如果下次我必須再登台演講,我覺得這個題目還可以再發揮一兩次。我是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所以我的碩士是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我的博士是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有碩士、有博士,因此我以這兩個階段為主,把我的經驗呈現給各位。

        我從來不認為我是位有成就的學者,我也必須跟各位坦白,我為了要來做這場演講,在所裡碰到剛從美國讀完博士回來的同事,因為他們剛離開博士生的階段,比較有一些自己較獨特的想法,我就問他:「如果你講這個問題,準備要貢獻什麼?」結合了他們的意見,共同醞釀了今天的演講內容,因此這裡面不全是我一個人的觀點。雖然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出版了,但不表示我就是一個成功的研究生,因為我也總還有其他方面仍是懵懵懂懂。我的碩士論文是二十年前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博士論文是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你說有特別好嗎?我不敢亂說。我今天只是綜合一些經驗,提供大家參考。

 

一、研究生與大學生的區別

        首先跟大家說明一下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區別。大學生基本上是來接受學問、接受知識的,然而不管是對於碩士時期或是博士時期的研究而言,都應該準備要開始製造新的知識,我們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時都會領到看不懂的畢業證書,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問了一位懂拉丁文的人,上面的內容為何?他告訴我:裡頭寫的是恭喜你對人類的知識有所創新,因此授予你這個學位。」在中國原本並沒有博碩士的學歷,但是在西方他們原來的用意是,恭賀你已經對人類普遍的知識有所創新,這個創新或大或小,都是對於普遍的知識有所貢獻。這個創新不會因為你做本土與否而有所不同,所以第一個我們必須要很用心、很深刻的思考,大學生和研究生是不同的。

 

(一)選擇自己的問題取向,學會創新

你一旦是研究生,你就已經進入另一個階段,不只是要完全樂在其中,更要從而接受各種有趣的知識,進入製造知識的階段,也就是說你的論文應該有所創新。由接受知識到創造知識,是身為一個研究生最大的特色,不僅如此,還要體認自己不再是個容器,等著老師把某些東西倒在茶杯裡,而是要開始逐步發展和開發自己。做為研究生不再是對於各種新奇的課照單全收,而是要重視問題取向的安排,就是在碩士或博士的階段裡面,所有的精力、所有修課以及讀的書裡面都應該要有一個關注的焦點,而不能像大學那般漫無目標。大學生時代是因為你要盡量開創自己接受任何東西,但是到了碩士生和博士生,有一個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論文,那篇論文是你個人所有武功的總集合,所以這時候必須要有個問題取向的學習。

(二)嘗試跨領域研究,主動學習

        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跨越一個重要的領域,將決定你未來的成敗。我也在台大和清華教了十幾年的課,我常常跟學生講,選對一個領域和選對一個問題是成敗的關鍵,而你自己本身必須是帶著問題來探究無限的學問世界,因為你不再像大學時代一樣氾濫無所歸。所以這段時間內,必須選定一個有興趣與關注的主題為出發點,來探究這些知識,產生有機的循環。由於你是自發性的對這個問題產生好奇和興趣,所以你的態度和大學部的學生是截然不同的,你慢慢從被動的接受者變成是一個主動的探索者,並學會悠游在這學術的領域。

我舉一個例子,我們的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得了諾貝爾獎。他曾經在中研院的週報寫過幾篇文章,在他的言論集裡面,或許各位也可以看到,他反覆提到他的故事。他是因為讀了一個叫做馬亨教授的教科書而去美國柏克萊大學唸書,去了以後才發現,這個老師只給他一張支票,跟他說你要花錢你盡量用,但是從來不教他任何東西。可是隔壁那個教授,老師教很多,而且每天學生都是跟著老師學習。他有一次就跟那個老師抱怨:「那你為什麼不教我點東西呢?」那個老師就說:「如果我知道結果,那我要你來這邊唸書做什麼?我就是因為不知道,所以要我們共同探索一個問題、一個未知的領域。」他說其實這兩種教法都有用處,但是他自己從這個什麼都不教他,永遠碰到他只問他「有沒有什麼新發現」的老師身上,得到很大的成長。所以這兩方面都各自蘊含深層的道理,沒有所謂的好壞,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將這兩個方式結合起來。我為什麼講這個故事呢?就是強調在這個階段,學習是一種「self-help」,並且是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習「self-help」,而不能再像大學時代般,都是純粹用聽的,這個階段的學習要基於對研究問題的好奇和興趣,要帶著一顆熱忱的心來探索這個領域。

        然而研究生另外一個重要的階段就是Learn how to learn,不只是學習而已,而是學習如何學習,不再是要去買一件很漂亮的衣服,而是要學習拿起那一根針,學會繡出一件漂亮的衣服,慢慢學習把目標放在一個標準上,而這一個標準就是你將來要完成碩士或博士論文。如果你到西方一流的大學去讀書,你會覺得我這一篇論文可能要和全世界做同一件問題的人相比較。我想即使在台灣也應該要有這樣的心情,你的標準不能單單只是放在旁邊幾個人而已,而應該是要放在領域的普遍人裡面。你這篇文章要有新的東西,才算達到的標準,也才符合到我們剛剛講到那張拉丁文的博士證書上面所講的,有所貢獻與創新。

 

二、一個老師怎麼訓練研究生

第二個,身為老師你要怎麼訓練研究生。我認為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訓練,哪怕是自然科學的訓練,到研究生階段應該更像師徒制,所以來自個人和老師、個人和同儕間密切的互動和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跟大學部坐在那邊單純聽課,聽完就走人是不一樣的,相較之下你的生活應該要和你所追求的知識與解答相結合,並且你往後的生活應該或多或少都和這個探索有相關。
一)善用與老師的夥伴關係,不斷Research

我常說英文research這個字非常有意義,search是尋找,而research是再尋找,所以每個人都要research,不斷的一遍一遍再尋找,並進而使你的生活和學習成為一體。中國近代兵學大師蔣百里在他的兵學書中曾說:「生活條件要跟戰鬥條件一致,近代歐洲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不一致者弱。」我就是藉由這個來說明研究生的生活,你的生活條件與你的戰鬥條件要一致,你的生活是跟著老師與同學共同成長的,當中你所聽到的每一句話,都可能帶給你無限的啟發。

回想當時我在美國唸書的研究生生活,只要隨便在樓梯口碰到任何一個人,他都有辦法幫忙解答你語言上的困難,不管是英文、拉丁文、德文、希臘文……等。所以能幫助解決問題的不單只是你的老師,還包括所有同學以及學習團體。你的學習是跟生活合在一起的。當我看到有學生呈現被動或是懈怠的時候,我就會用毛澤東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來跟他講:「作研究生不是請客吃飯。」

 

(二)藉由大量閱讀和老師提點,進入研究領域

怎樣進入一個領域最好,我個人覺得只有兩條路,其中一條就是讓他不停的唸書、不停的報告,這是進入一個陌生的領域最快,又最方便的方法,到最後不知不覺學生就會知道這個領域有些什麼,我們在不停唸書的時候常常可能會沉溺在細節裡不能自拔,進而失去全景,導致見樹不見林,或是被那幾句英文困住,而忘記全局在講什麼。藉由學生的報告,老師可以講述或是釐清其中的精華內容,經由老師幾句提點,就會慢慢打通任督二脈,逐漸發展一種自發學習的能力,同時也知道碰到問題可以看哪些東西。就像是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我修過一些我完全沒有背景知識的國家的歷史,所以我就不停的唸書、不停的逼著自己吸收,而老師也只是不停的開書目,運用這樣的方式慢慢訓練,有一天我不再研究它時,我發現自己仍然有自我生產及蓄發的能力,因為我知道這個學問大概是什麼樣的輪廓,碰到問題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詢相關的資料。所以努力讓自己的學習產生自發的延展性是很重要的。

 

(三)循序漸進地練習論文寫作

到了碩士或博士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完成一篇學位論文,而不管是碩士或博士論文,其規模都遠比你從小學以來所受的教育、所要寫的東西都還要長得多,雖然我不知道教育方面的論文情況是如何,但是史學的論文都要寫二、三十萬字,不然就是十幾二十萬字。寫這麼大的一個篇幅,如何才能有條不紊、條理清楚,並把整體架構組織得通暢可讀?首先,必須要從一千字、五千字、一萬字循序漸進的訓練,先從少的慢慢寫成多的,而且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訓練到可以從一萬字寫到十萬字。這麼大規模的論文誰都寫得出來,問題是寫得好不好,因為這麼大規模的寫作,有這麼許多的註腳,還要注意首尾相映,使論述一體成型,而不是散落一地的銅錢;是一間大禮堂,而不是一間小小分割的閣樓。為了完成一個大的、完整的、有機的架構模型,必須要從小規模的篇幅慢慢練習,這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

因為受電腦的影響,我發現很多學生寫文章能力都大幅下降。寫論文時很重要的一點是,文筆一定要清楚,不要花俏、不必漂亮,「清楚」是最高指導原則,經過慢慢練習會使你的文筆跟思考產生一致的連貫性。我常跟學生講不必寫的花俏,不必展現你散文的才能,因為這是學術論文,所以關鍵在於要寫得非常清楚,如果有好的文筆當然更棒,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文彩像個人的生命一樣,英文叫stylestyle本身就像個人一樣帶有一點點天生。因此最重要的還是把內容陳述清楚,從一萬字到最後十萬字的東西,都要架構井然、論述清楚、文筆清晰。

我在唸書的時候,有一位歐洲史、英國史的大師Lawrence Stone,他目前已經過世了,曾經有一本書訪問十位最了不起的史學家,我記得他在訪問中說了一句非常吸引人注意的話,他說他英文文筆相當好,所以他一輩子沒有被退過稿。因此文筆清楚或是文筆好,對於將來文章可被接受的程度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內容非常重要,有好的表達工具更是具有加分的作用,但是這裡不是講究漂亮的style,而是論述清楚。

 

三、研究生如何訓練自己

(一)嘗試接受挑戰,勇於克服

研究生如何訓練自己?就是每天、每週或每個月給自己一個挑戰,要每隔一段時間就給自己一個挑戰,挑戰一個你做不到的東西,你不一定要求自己每次都能順利克服那個挑戰,但是要努力去嘗試。我在我求學的生涯中,碰到太多聰明但卻一無所成的人,因為他們很容易困在自己的障礙裡面,舉例來說,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碰到一個很聰明的人,他就是沒辦法克服他給自己的挑戰,他就總是東看西看,雖然我也有這個毛病,可是我會定期給我自己一個挑戰,例如:我會告訴自己,在某一個期限內,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三行字改掉,或是這個禮拜一定要把這篇草稿寫完,雖然我仍然常常寫不完,但是有這個挑戰跟沒這個挑戰是不一樣的,因為我挑戰三次總會完成一次,完成一次就夠了,就足以表示克服了自己,如果覺得每一個禮拜的挑戰,可行性太低,可以把時間延長為一個月的挑戰,去挑戰原來的你,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不過也要切記,碩士生是剛開始進入這一個領域的新手,如果一開始問題太小,或是問題大到不能控制,都會造成以後研究的困難。

 

(二)論文的寫作是個訓練過程,不能苛求完成精典之作

各位要記得我以前的老師所說的一句話:「碩士跟博士是一個訓練的過程,碩士跟博士不是寫經典之作的過程。」我看過很多人,包括我的親戚朋友們,他之所以沒有辦法好好的完成碩士論文,或是博士論文,就是因為他把它當成在寫經典之作的過程,雖然事實上,很多人一生最好的作品就是碩士論文或博士論文,因為之後的時間很難再有三年或六年的時間,沉浸在一個主題裡反覆的耕耘,當你做教授的時候,像我今天被行政纏身,你不再有充裕的時間好好探究一個問題,尤其做教授還要指導學生、上課,因此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一生最集中又精華的時間,當然就是他寫博士、或是碩士論文的時候,而那一本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但不一定要刻意強求,要有這是一個訓練過程的信念,應該清楚知道從哪裡開始,也要知道從哪裡放手,不要無限的追下去。當然我不是否認這個過程的重要性,只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把論文的完成當成一個目標,不要成為是一種的心理障礙或是心理負擔。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唸書的時候,那邊舊書攤有一位非常博學多文的舊書店老闆,我常常讚嘆的對他說:「你為什麼不要在大學做教授。」他說:「因為那篇博士論文沒有寫完。」原因在於他把那個博士論文當成要寫一本經典,那當然永遠寫不完。如果真能寫成經典那是最好,就像美麗新境界那部電影的男主角John Nash一樣,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博士那二十幾頁的論文,不過切記不要把那個當作是目標,因為那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應該要堅定的告訴自己,所要完成的是一份結構嚴謹、論述清楚與言之有物的論文,不要一開始就期待它是經典之作。如果你期待它是經典之作,你可能會變成我所看到的那位舊書攤的老闆,至於我為什麼知道他有那麼多學問,是因為那時候我在找一本書,但它並沒有在舊書店裡面,不過他告訴我:「還有很多本都跟他不相上下。」後來我對那個領域稍稍懂了之後,證明確實如他所建議的那般。一個舊書店的老闆精熟每一本書,可是他就是永遠無法完成,他夢幻般的學位論文,因為他不知道要在哪裡放手,這一切都只成為空談。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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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錄自天下雜誌網站

By Sherry Lee

Published on Mar 28, 2007

Taiwan's six million “helicopter parents” are hovering, their noses in everything involving their kids. And while their influence is expanding, their impact may not be for the better.

The New Breed

Helicopter parents are a new breed, a never-before seen group of overly involved, overly anxious parents who hover like helicopters over their children, monitoring their every move.

Taiwan is home to three million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five and fourteen, as well as over one million preschoolers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ir parents make up an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six million (averaging 1.5 children per couple).

Born mostly between 1961 and 1976, these six million parents went through compulsory education or college around the time that martial law was lifted, and were trained to se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s the basis for all competition. For them, going to the top school means getting the top job.

Raised under strict parental guidance, they bore witness to a changing society, and are now attempting to approach parenting in a more liberal manner.

But these parents are also facing history's two largest parenting challenges.

Raising the “Perfect Child”

Challenge no. 1: concerns related to fewer children. Today's helicopter parents were raised mostly in families where parental attention was divided among four to five children, while the majority of today's parents have two children at most. The latest statistics show that today's women have an average of less than 1.2 children each, meaning that the atten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is focused on only a few children.

Challenge no. 2: the unprecedented impact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e pre-teen and teenage children of helicopter parents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be taught under Taiwan's first wave of educational reform. Like guinea pigs, they were forced to deal with the chaos of the reforme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Further complications such as the ruthless nature of competition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an uncertain job market have caused them to view parenting as an extreme sport.
Anxiety from Age Zero

Participation in this extreme sport begins at birth.

Su Hsiao-ning, a 32 year-old mother, is driving her four-year-old daughter and one-year-old son from Taoyuan to Taipei. Back when her daughter was eight months old, Su had already scoured the Internet for courses for babies, “I don't want her to grow up watching TV,” she says.

She fou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aoyuan County unsatisfactory. Today, Su drives her children to Gymboree in Taipei three times a week. Her daughter also swims at Qilian and takes exercise classes held by the Cloud Gate International, a prominent local dance company.

She also writes a daily growth blog for her children. “Eight out of 10 mothers are creating websites for their children. A lot of them work on these websites at work.” She has even had beautiful name cards printed for her daughter, and has studio photos of her children taken every year.

Like managing a project, childhood education begins from birth, as parents apprehensively fill their children's' lives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stimulation. And the market has responded to their needs with toddler versions of many adult-learning systems.

In the past, educational excursions abroad began in high school. Today, many cram schools and private schools are organizing all kinds of such overseas study tours during summer and winter vacations. One well known private school has even organized science tours to NASA. Consultants have also sprung up who perform aptitude analysis of babies' fingerprint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are artists, leaders, etc.

Late at the Starting Gate?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Daisy Hung recalls meeting one mother, also a working professional, who, having read in a book that contact with all types of materials, soft and hard, square and round, will ensure good sensory development, bought a stop watch so that her child could more effectively utilize his time. In 20-minute increments, the mother would move the child from Legos, to the sand pit, to other activities, as if directing military drills.

It is natural for parents to want to help their children develop by exposing them to different things. However, once you start treating learning as preparation for future competition, you have become a helicopter parent.

Scholars observe, that the greatest differences between parents in this generation and the one before are today's double salary and long work hours.

My Children May Stop Loving Me

In the day, working parents send their children to regular school, and afterward to cram school. Between 8 and 10 in the evening, all the family members drag their tired bodies home, and the parents, feeling guilty for being too busy, are often too accommodating when it comes to cultivating their children's living habits.

Parents are able to hire tutorial organizations to fill their shoes as education supervisors. But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home life, and parents eager to show love to their children often become their undemanding and compliant “friends” instead.

One working mother imposed a limit of one hour per day for her child to play video games, but gave up after only a few days, when her elementary school-aged son stopped speaking to her. “I'm afraid that he won't love me anymore if I take away his computer,” she says, sadly.
Parent Power

Helicopter-style parenting affects not only the home, but also the campus.

In 1994, teacher's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were liberalized and diversified, allowing college graduates from any university to be hired as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if they have earned 26 education-related units, an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f they have 40 units. Principal Tsai Siou-yuan laments that since this process began, teachers have become less professional, and their status has plummeted. The structure of teacher qualifica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face of education, while helicopter parents are changing the nature of campuses.

As campus authority slackened following the 1994 reforms, parents joined in the fray. In early 2000, a ser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established regulations spelling out parents' rights to take part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Involvement is particularly heavy with urban parents. Parents wh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prominent schools are often equipped with the “three highs” – high education, high income, and high status – and are oftentimes far better educated than the teachers.

“A lot of parents with high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think that having experience as a student and getting a doctorate mean they understand education,” one school principal remarks with a sense of helplessness.

How powerful are parents? We have only to take a look at their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 campuses were the domain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Now, they are also the homes of parent association offices, and mothers can also be seen helping out in every corner of the school from morning to night.

At Dunhua Elementary School, for example, the 300 mothers in the parent association far outnumber the teachers, and they have gone as far as to hire seven private security personnel to maintain surveillance during school hours.

At present, many elementary and intermediate schools have parent representatives and contacts for every class, like another official organization assisting with class and school operations. Parent organizations assist with everything from field trips to uniform designs, to supervising lunch menus.

Teachers' Authority Dwindles, Parental Authority Rises

Teachers, administrators and parents are supposed to work together, each in their roles as professional educator,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 and loving parent, to ensure proper childhood development. But now, mutual distrust is common, and frequent, excessive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ampus affairs has taken precedent over school operations.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from campuses located near Chung S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ave the common complaint that parents are tough to deal with—they get involved in test questions and teaching styles, lording it over the teachers as if they are high-level directors.
A ban on corporal punishment was added to the Education Fundamental Law at the end of 2006. Ke Wen-Xian, president of the Taipei Teachers' Association believes that because of this joint effort on the part of parents to challenge teachers' authority, many teachers only dispense instruction, but no discipline.

All these factors have fueled a wave of retirement among teachers. In 2001, less than 7000 teachers retired from public intermediate and elementary schools. By 2004, retirement numbers peaked at over 9000; a total 46,793 teachers have retired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dwindling of teacher authority and consequent rise in parental authority has brewed great distrust between these two greatest faction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Principal Yao Rong-hua of Taipei Mintsu Junior High frequently encounters parents who claim, “Flag-raising is a superfluous activity – children should stay out of the sun,” or “Staying indoors to study is a much better activity.” Parents have even demanded that students not be required to wear uniforms on field trips, threatening to take the school to court if their demands were not met.
Kids Must Succeed on Their Own

Helicopter parents have changed the state of the educational food chain: Parental beliefs have changed teachers' attitudes, and that in turn has affected children's motivation.

As public education grows less capable, family relationships grow strained.

Research shows that overly anxious parents raise overly anxious children.

This is a battle of value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are trapped by their love for their children. Thus blinded, they believe that love means they must remove all of life's hurdles in helping their children to succeed, when, in fact, the value of love lies in teaching your children the right set of values.

“Our anguish rises from not truly accepting our children,” observes Larry Chen, chairman of DuPont Taiwan, who has personally witnessed the hardship of parenting under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ystem. And once parents come to truly believe that all children are unique individuals, and all are valuable, they will learn to accept them and loosen the reins. The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Alliance of Parents Organization jointly penned the following:

When our child was born,

We promised to love him for as long as we live.

But have we kept that promise?

A decad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aiwan has created a host of helicopter parents. At this critical juncture, parents and society need to take a moment to reflect on their action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Ellen Wi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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